哪些事，是博物館重要的事?

譯者張譽騰自述

為什麼翻譯這本書？喜歡，有時很難解釋。人的一生中，不一定有什麼特別理由，總有特別喜歡的幾個作者，特別喜歡的幾本書。在眾多博物館學家當中，我最鍾情的是史提芬‧維爾(Stephen Weil, 1928-2005)。1984年，在美國匹茲堡市卡耐基自然史博物館實習時，第一次接觸他的著作《美女和野獸》(Beauty and Beasts)之後，每遇到他的文章，我從不放過。

《博物館重要的事》原名《Making Museums Matter》，是維爾在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機關刊物《博物館新聞》(Museum News)專欄的結集。全書分成三部份，分別為「追求卓越的博物館」( The Museum in Pursuit of Excellence)、「博物館即工作場所」(The Museum as Workplace) 和「博物館即宮殿」(Museum as Palace)，總計24篇論文，內容涵蓋博物館哲學、博物館管理、博物館趨勢和博物館倫理。

回顧博物館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早期博物館主要是供皇家、貴族知識精英專享，在本質上是「小眾文化」的產物。其存在的理由是因為有收藏品；在經營理念中，「物的保存」的功能居於核心地位，在意識型態上是懷舊的，是朝向「過去」的。

數百年的發展史中，博物館似乎已演化成一個自我完足，宛如磐石般堅固而自我封閉的建制，逐漸喪失對當代社會的敏感度，對社會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的快速變遷視若無睹，也未能夠照顧到人類的存在、憂慮、期盼與希望。

1980年代之「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的誕生，是現代博物館學思想的重要轉捩點，它特別強調博物館做為社會公器，為社會福祉服務的必要性，反映了博物館界人士對傳統博物館的憂慮，與追求一種「復甦博物館」﹝a revitalized museum﹞的期盼，它在理論前提與實務運作上，都與傳統迥異，呈現出一種和傳統博物館絕裂的姿態，可以說是一種大膽的、實驗的運動。

新博物館學所謂的「新」，其實是來自博物館專業和外界對「舊」或傳統博物館學的不滿，認為其中談了太多有關博物館的「功能」﹝functions﹞而甚少著墨於其「目的」﹝purposes﹞的闡述；做為一門學科，傳統博物館學很少觸及理論或人文層面及其在促進社會發展上的角色，新博物館學所強調的正是對博物館「目的」的自省和其社會意義層面上的思考。因此，傳統博物館與新博物館最關鍵的差別，其實在於後者對以社會發展為目標的社會任務之感知和形塑。

社會有如一棵樹木，它的生命之液是由田野、實驗室、學校、家庭和城鎮等等滋養而成。博物館在社會的角色，有如嫁接在樹上的枝條，如果不能從主幹上吸取生命的汁液，博物館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新博物館學代表新一代博物館學家對傳統博物館意識形態的反省；博物館既然是為社會大眾而存在的，就應該從這個向度去深入考察它的社會基礎與社會責任，在現代社會的脈絡裡檢視它的本質與意識形態，從而檢討其社會角色與各種溝通的功能。

在時代風潮的影響下，博物館無法再閉鎖在原先以服務社會精英的壁壘中，必須張眼因應社會的變化。對具有使命感和專業倫理的博物館人而言，這個劇變年代既為博物館帶來了有所未見的嚴峻挑戰，卻也擁有了空前的無限機會和責任。

維爾是美國博物館界資深前輩，但是，他的文章卻洋溢著除舊佈新的氣息。他抱持著熱情與決心，勇於嘗試並力圖顛覆傳統的範疇，建立新的博物館典範。他不受拘泥地探討博物館學的新趨勢，開展足以容納變遷的博物館新思想的對話，可說是「新博物館學」運動的一位健將，在達成這些對傳統博物館學的批判與改革的目標上，他走的很遠，且帶領著一個傳佈更廣，持續更久的博物館對話，把博物館擴張到傳統博物館學者從未預期到的不可知領域，以及他們一向忽視的社會團體，為博物館學開拓了更廣大的視野。

對維爾而言，所有博物館的活動只是建立其「社會相關性」﹝social relevancy﹞的手段。在他眼中，博物館不再是一個具有懷舊色彩的機構，而應該參與社會的變遷，作為「社會變遷的催化劑」﹝the museum as a catalyst for social change﹞。

誠如作者一再提醒的：如果我們長期浸淫其中的博物館淪為只是娛樂的場所，如果博物館存在的主要價值只在於它們對社區經濟的短暫刺激作用，如果我們認為不管過去博物館多麼重要，它們與當今社會的發展已經不再相關了，那我們的工作還有什麼意義？我們有誰還願意留在博物館這一行？

在本書中，維爾有一段語重心長的話：

「當我得知將獲頒1995年美國博物館協會傑出服務獎章時，心中為之悚然一驚，難道這座獎章就是我事業的豐碑?難道長久以來我個人有關博物館的對話，已經到了總結階段了嗎？最近，我再次思考這個獎章的意義，不禁衷心期盼它不是一塊豐碑，而毋寧是一塊踏腳石；我希望協會給與我的這個傑出會員榮譽，並不意味我從此就要退隱江湖，成為博物館社群消失的一員，我希望還可以在博物館界多待一會，繼續參與這場對話。因為，這是一場無法終止的對話，中途放棄將是我們無可彌補的損失。」

這本書可謂是博物館界的空谷足音，是博物館從業人員和莘莘學子不容錯過的一部博物館學經典，兼具了激勵、啟蒙、辯證、批判和反省的功能。作者獻身博物館界近38年，2005年8月因肝功能衰竭不幸去世，《博物館重要的事》遂成絕響。大師已萎，但是博物館界的對話仍必須繼續下去，典型在夙昔，我在閱讀原典之餘，深感自己的博物館學素養，實在遠不及之，因此發願翻譯本書，期盼這位博物館學巨擘的思想能有所裨益於華文世界的博物館事業。

發願容易，實際從事翻譯則充滿挑戰，專業、語文素養、興趣和時間，缺一不可。英國的費滋傑羅 ( 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 在47歲時開始翻譯波斯詩人奧瑪開儼(Omar Khayy’am)的魯拜集(Rub’aiy’at)，其後27年五易其稿，是他後半生從未停止的工作。他曾說過：「譯本一定要有生命，就算不能盡存原作精神，也要以轉化過來的較差生命存在，寧為活麻雀，不為死老鷹。」我期許自己能夠像費滋傑羅一步步堅持下去，並以他的標準來翻譯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