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22
《南方網》
中評社北京8月21日訊／“故宮這個在人們心中地位高貴的文物托管單位一再而、再而三地出事兒，不得不讓人一次次地感嘆，我們是不是所托非人了？一個原本是文化神聖之處、文化與文明的聚集地，卻散發著熏天銅臭；一個最應該呈現有中國傳統諸如知書達理文化氣質之地，卻屢屢表現得極其沒有文化；一些本該對文化有最高的敬畏之心、有高尚的操守的文化守護者，卻在一次次地辱沒文化；一個本該是中國文化臉面的地方，卻屢屢讓這個國家的文化顔面盡失。北京故宮博物院，在2011年集中地給全世界呈現出了一個國家的文化之殤，敲響了文化領域的深層亂象與危機的警鐘，讓我們不能不深刻反思，一個經濟日益強大的國家，該如何自我捍衛本該無限自豪的文化尊嚴，如何真正地擴大文化影響力、充實自身的軟實力？”南方網今天登載張天潘、鄺飆的文章《故宮之“門”，一個國家的文化之殤》：
“紫禁城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靜，內里的秩序卻是糟亂一團。”這個末代皇帝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中的一句話，似乎在冥冥之中，它還回蕩在如今的故宮上空。從鬧得沸沸揚揚的“盜竊門”、“錯字門”、“會所門”、“解雇門”、“文物門”，再到“私賣門”與“門票門”，完全地暴露出庭院深幽的故宮內里秩序的糟亂之勢。
中國官僚文化病症的又一典型
國家文物局官網8月2日刊發了《關於故宮博物院珍貴文物損壞情況的通報》，從文中可知，在7月4日上午“一級文物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盤損壞”事故發生後，僅僅是故宮博物院自己成立事故調查組，進行了調查。到了將近一個月後，在先被媒體曝光後的8月1日，故宮博物院才向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報送了事故調查和整改情況的報告。這就意味著，在損壞事件發生之後，故宮選擇了關起門封鎖消息。但《文物保護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館藏一級文物損毀的，應當報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核查處理。
如此處理方式，不禁讓很多人疑慮，假如沒有網友的曝光與媒體的及時跟進，這個事件會不會就在欺上瞞下中不了了之呢？事實上，從公眾的意見來看，出現意外事故，並不是最大的不可原諒之處，最主要還在於故宮信息不公開的做法，與一貫的傲慢、愚蠢、蹩腳的回應方式（先矢口否認最後沒辦法抵賴了，才一點點地坦白交代），火上澆油地激怒著民眾。
信息時代，合格的信息應對之道，似乎總是成為當下很多機關單位的“阿喀琉斯之踵”，最後變成“達摩克利斯之劍”。從目前來說，故宮已經“成功地”將自己和紅十字會、鐵道部結合，躋身構成了“三劍客”，刀刀刺痛了民眾的心，或者說，成為了“三賤客”———令國人大為光火，遭集體鄙視討伐的三個對象，形象和公信力幾乎跌到穀底。
還有，在央視8月1日晚播出故宮受損文物之後，更是驚起輿論的喧嘩，因為受損文物與目前故宮官方網站提供的“故宮藏品信息”中，唯一一張宋代名為“哥窑青釉葵瓣口盤”的藏品圖片明顯不符，於是“贋品”與“被掉包”的質疑隨之而來。但且看故宮新聞發言人馮乃恩的回答吧：“這個故宮同名的有好多，但是編號不同，這是誤傳。”至於具體到底幾個，他“不搞業務我不知道。”如此語焉不詳，如何服眾？
再來回顧下故宮在“錯字門”與“會所門”的表現。堅稱“撼字沒錯，顯得厚重”，但後來又改稱這都是故宮下設的保衛部門擅作決定，未匯報、請示領導。建福宮變會所的質疑，故宮的官方回應同樣是否認：完全不存在此事，並責怪媒體報道有失偏頗。但在事實面前，故宮又一次用慣用的伎倆回應稱，是承擔花園接待服務工作的北京故宮宮廷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在未經院里審批的情況下，擅作主張。”
很顯然，這般一貫漏洞百出的傲慢回應，與前段時間的紅十字總會和鐵道部何其的相似！從這些部門的身上，我們可以窺探到中國政治文化病症，強大的官僚主義無孔不入地滲透到這些部門，不管是公益性質的組織、文化機構，還是國家機關，都患上了這種病症。這種官僚主義，可以視民意為無物（“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視公共事件猶如私家瑣碎小事，內部處理；視人命與公共財產為草芥。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一時間的承認與道歉，對其似乎成為了一項高標準高要求了，公開透明的運作過程也成為稀缺品。在理念與行為上，這些官辦部門每每展現給民眾就是“民眾早已過河了，官方還在河里摸著石頭”的自娛自樂、落伍、蠻橫的態勢，且還一再地認為，民眾對他們各種呆滯落後的言行舉止與做法的指責，是誤讀誤解，且深深傷害了感情。
破損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盤為贋品的質疑，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北京故宮對藏品的公開存在問題。在其官網上，只能見到少量的藏品（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盤也只有一個），還有多少藏品養在深閨人未識呢？因此在破損口盤曝光後，人們難免會起疑。而除了藏品上的信息不透明，更為重要的是財政等方面的不透明，成為同類文博單位管理的最大沉屙。
故宮是直屬於文化部的事業單位。和其他事業單位不同的是，故宮屬於財政撥款單位，維修費用、行政支出等全部都是通過年度預算向財政部申請。相應的，故宮每年的門票收入也應該全額上繳國庫。但事實上，據財新網刊發題為《10萬元封口費懸案》的記者手記，故宮再次被曝2009年曾發生私分票款案。故宮內部人員勾結導游直接帶遊客進故宮，繞過買票環節。遊客的錢不是去財政部，而被私下勾兌。傳故宮曾付給舉報人10萬元封口費。
此外，高達上億元的商業開發收入和院外所屬產權房屋出租所得，更不在公眾視線之內（故宮票價的年總收入也才5億元左右）。比如以院外所屬產權房屋出租、下屬紫禁城出版社興辦公司等方式，獲得不菲的收益。而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其下屬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經營實體———故宮文化服務中心，也正是它與香港益誠進行合作經營，注册成立了北京故宮宮廷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才有了“會所門”。
故宮這樣的國有資產經營收益應該歸誰？誰來監管其商業化運營？《國有資產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故宮是國有資產，所有權屬於全國人民。故宮等國有資產經營收益應該上繳國庫，歸全國人民所有。但是，由於沒有專門的立法規範，此類國有資產的監管比較混亂，財務制度也缺乏透明度。目前，對此類國有資產實行多頭監管，文化部、文物局、旅遊局等機關根據各自的情況分別監管。這種監管的亂局，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故宮現今的亂象叢生。
其實，作為文博單位，商業經營行為並不可怕，只要能夠做到信息公開透明，讓每一個細節在擺放在公眾的視線里，就不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從世界範圍來看，很多知名博物館運營資金中很重要的一個來源就是通過商業運營所得。以英國的大英博物館為例，其門票全年免費，政府提供大概60%的資金用於博物館維繫，剩下的40%則來自於博物館的商業運營和社會捐贈。還有如在盧浮宮的中文網站的“參觀信息指南”欄目中的最下一個標題，就是“舉辦私人活動”，其內容“盧浮宮，曾經的皇家宮殿，如今的國際知名博物館，是舉辦個人活動極具聲望之地”。還比如，台北故宮博物院也有“富春居”、“三希堂”等餐飲場所，但並沒有引發星巴克進入北京故宮的那般爭議。這是因為，這些場所的布置，並未破壞台北故宮的文化氛圍，“富春居”被布置成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中的氣氛，“三希堂”里面供奉的東西都和清朝乾隆相關，和故宮文化氛圍都相一致。
信息時代，合格的信息應對之道，似乎總是成為當下很多機關單位的“阿喀琉斯之踵”，最後變成“達摩克利斯之劍”。從目前來說，故宮已經“成功地”將自己和紅十字會、鐵道部結合，躋身構成了“三劍客”，刀刀刺痛了民眾的心，或者說，成為了“三賤客”———令國人大為光火，遭集體鄙視討伐的三個對象，形象和公信力幾乎跌到穀底。
還有，在央視8月1日晚播出故宮受損文物之後，更是驚起輿論的喧嘩，因為受損文物與目前故宮官方網站提供的“故宮藏品信息”中，唯一一張宋代名為“哥窑青釉葵瓣口盤”的藏品圖片明顯不符，於是“贋品”與“被掉包”的質疑隨之而來。但且看故宮新聞發言人馮乃恩的回答吧：“這個故宮同名的有好多，但是編號不同，這是誤傳。”至於具體到底幾個，他“不搞業務我不知道。”如此語焉不詳，如何服眾？
再來回顧下故宮在“錯字門”與“會所門”的表現。堅稱“撼字沒錯，顯得厚重”，但後來又改稱這都是故宮下設的保衛部門擅作決定，未匯報、請示領導。建福宮變會所的質疑，故宮的官方回應同樣是否認：完全不存在此事，並責怪媒體報道有失偏頗。但在事實面前，故宮又一次用慣用的伎倆回應稱，是承擔花園接待服務工作的北京故宮宮廷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在未經院里審批的情況下，擅作主張。”
很顯然，這般一貫漏洞百出的傲慢回應，與前段時間的紅十字總會和鐵道部何其的相似！從這些部門的身上，我們可以窺探到中國政治文化病症，強大的官僚主義無孔不入地滲透到這些部門，不管是公益性質的組織、文化機構，還是國家機關，都患上了這種病症。這種官僚主義，可以視民意為無物（“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視公共事件猶如私家瑣碎小事，內部處理；視人命與公共財產為草芥。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一時間的承認與道歉，對其似乎成為了一項高標準高要求了，公開透明的運作過程也成為稀缺品。在理念與行為上，這些官辦部門每每展現給民眾就是“民眾早已過河了，官方還在河里摸著石頭”的自娛自樂、落伍、蠻橫的態勢，且還一再地認為，民眾對他們各種呆滯落後的言行舉止與做法的指責，是誤讀誤解，且深深傷害了感情。
運作不透明與價值偏離是最大的沉屙
故宮是直屬於文化部的事業單位。和其他事業單位不同的是，故宮屬於財政撥款單位，維修費用、行政支出等全部都是通過年度預算向財政部申請。相應的，故宮每年的門票收入也應該全額上繳國庫。但事實上，據財新網刊發題為《10萬元封口費懸案》的記者手記，故宮再次被曝2009年曾發生私分票款案。故宮內部人員勾結導游直接帶遊客進故宮，繞過買票環節。遊客的錢不是去財政部，而被私下勾兌。傳故宮曾付給舉報人10萬元封口費。
此外，高達上億元的商業開發收入和院外所屬產權房屋出租所得，更不在公眾視線之內（故宮票價的年總收入也才5億元左右）。比如以院外所屬產權房屋出租、下屬紫禁城出版社興辦公司等方式，獲得不菲的收益。而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其下屬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經營實體———故宮文化服務中心，也正是它與香港益誠進行合作經營，注册成立了北京故宮宮廷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才有了“會所門”。
故宮這樣的國有資產經營收益應該歸誰？誰來監管其商業化運營？《國有資產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故宮是國有資產，所有權屬於全國人民。故宮等國有資產經營收益應該上繳國庫，歸全國人民所有。但是，由於沒有專門的立法規範，此類國有資產的監管比較混亂，財務制度也缺乏透明度。目前，對此類國有資產實行多頭監管，文化部、文物局、旅遊局等機關根據各自的情況分別監管。這種監管的亂局，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故宮現今的亂象叢生。
其實，作為文博單位，商業經營行為並不可怕，只要能夠做到信息公開透明，讓每一個細節在擺放在公眾的視線里，就不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從世界範圍來看，很多知名博物館運營資金中很重要的一個來源就是通過商業運營所得。以英國的大英博物館為例，其門票全年免費，政府提供大概60%的資金用於博物館維繫，剩下的40%則來自於博物館的商業運營和社會捐贈。還有如在盧浮宮的中文網站的“參觀信息指南”欄目中的最下一個標題，就是“舉辦私人活動”，其內容“盧浮宮，曾經的皇家宮殿，如今的國際知名博物館，是舉辦個人活動極具聲望之地”。還比如，台北故宮博物院也有“富春居”、“三希堂”等餐飲場所，但並沒有引發星巴克進入北京故宮的那般爭議。這是因為，這些場所的布置，並未破壞台北故宮的文化氛圍，“富春居”被布置成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中的氣氛，“三希堂”里面供奉的東西都和清朝乾隆相關，和故宮文化氛圍都相一致。
另外，據頗受公眾關注的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陳述，台北故宮的財政極其透明，詳細到雇傭了多少人和每一分錢的用途。“立法院”也會進行監督，一年兩次他們都要向其做報告。他們自己的網頁也有所公布，上面分幾個部分，贊助會列出指定用途，委托業務里像禮品店、餐飲等每年都會定時公布開銷。門票、禮品店、餐飲服務、品牌授權等全部收入，大部分進入公共財政，一部分進入藝術發展基金，用於購買文物等。每一筆款項都會公布在網頁上，各種明細都一一可查。此外，周功鑫秉承“行塑典藏新活力，創造故宮新價值”的理念，極力拓展了故宮的價值與教育功能，放大了故宮的文化公共屬性與文化建設的責任，具體如籌建“文化創意產業育成中心”，開辦文化創意課程邀總裁上課、把故宮的形象時尚化，讓台灣年輕一代也喜歡上故宮等等，想盡辦法讓民眾親近故宮，愛上故宮，而不是使之成為少數人的“聲色場”。
這些做法，無疑值得北京故宮深刻地學習，只有建立公開透明的制度，回歸文博單位的文化公共屬性，才能從根子上避免一次次地將自己送上輿論的風口浪尖、聲名狼藉。
除此不表，從“記大過”、“行政警告”以及“錯字門”與“會所門”之時的“未交院里檢查”、“未向領導請示”等用詞來看，亦可見故宮的官僚化程度何其嚴重。於是，在過度官僚化與無序商業化的兩個極端上，故宮游離於文化越來越遠，離其的公共文化屬性，也漸行漸遠。
而故宮內在的體制性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據《東方早報》刊發知情人士的說法稱，“故宮情況是，一些專家忙著在外面鑒定，不幹正活，而故宮管理上的混亂又導致專業不受重視，那麼還有誰願意潛下心去幹呢？所以，真正搞科研的人流失很嚴重，我聽說去年保衛方面的一個中層幹部因為希望清閑一些，居然搞關係調到了科研部門，而這人對科研其實根本不懂。”另外，從故宮的領導班子的背景看來，從術業專攻與學術修養都差強人意，典型的如新聞發言人馮乃恩自我坦誠“不搞業務我不知道”。可事實上，他還兼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助理、院辦公室主任，如果他真是不搞業務的，卻在如此重要位置，這不就等於所托非人嗎？而且南京博物館方面還證實，被損壞的並非哥窑，而是更具價值的官窑瓷器———這似乎更加說明，他們不是“不搞業務”而是“不懂業務”。
中國的文化遺產，正是一批批文化人殫精竭慮、恪盡職守、如履薄冰地守護，才能薪火相傳的。作為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和最大的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完全可以算做中國文化的臉面。故宮也傾注了國人的複雜感情，見證了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曲折歷程，特別是近代以來，文物大規模南遷、文物流失海外等等，更是承載著太多國人的辛酸，同時也被賦予了更多的希冀。
如今，我們也沒有要求故宮的管理者都是鴻儒大家，但至少能夠有最名副其實的文化理念，守護好這個文化陣地。但故宮的一系列表現，卻讓國人患上嚴重的文化焦慮症。就損壞文物一事來說，北大教授孔慶東認為，故宮國寶損壞，碎掉中國對待文物的責任心。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也評論說：“兩岸故宮，比出來的不是技術，而是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官僚管理的北京故宮，敬畏的只是上司，而非文物。”
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認為：“儘管文物的市價被越抬越高，形成巨大的財經泡沫，而器物藏販者的文化水準，卻在一路狂跌，而中國文化的地位，從未變得如此搖搖欲墜。中國最大的文物藏家和文化象徵———故宮，近年來多次書寫反面傳奇，展示其文化敗退的嚴重跡象。”“紫禁城的故事向我們證實，作為公共資源的歷史文化遺產，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貶損和荼毒。似乎沒有任何官員為此負責，也沒有推動文化制度矯正的跡象……揭示出文化所面對的真正敵人，其實就是侵吞和壟斷文物的官僚權力。”
故宮這個在人們心中地位高貴的文物托管單位一再而、再而三地出事兒，不得不讓人一次次地感嘆，我們是不是所托非人了？一個原本是文化神聖之處、文化與文明的聚集地，卻散發著熏天銅臭；一個最應該呈現有中國傳統諸如知書達理文化氣質之地，卻屢屢表現得極其沒有文化；一些本該對文化有最高的敬畏之心、有高尚的操守的文化守護者，卻在一次次地辱沒文化；一個本該是中國文化臉面的地方，卻屢屢讓這個國家的文化顔面盡失。北京故宮博物院，在2011年集中地給全世界呈現出了一個國家的文化之殤，敲響了文化領域的深層亂象與危機的警鐘，讓我們不能不深刻反思，一個經濟日益強大的國家，該如何自我捍衛本該無限自豪的文化尊嚴，如何真正地擴大文化影響力、充實自身的軟實力？
這些做法，無疑值得北京故宮深刻地學習，只有建立公開透明的制度，回歸文博單位的文化公共屬性，才能從根子上避免一次次地將自己送上輿論的風口浪尖、聲名狼藉。
故宮之“門”背後國人的文化焦慮
據故宮博物院官網3日消息，對造成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盤損壞的直接責任人給予行政記大過處分，給予負有領導責任的該部門主要負責人行政警告處分。但《文物保護法》第七十六條明確規定，文物收藏單位工作人員，“因不負責任造成文物保護單位珍貴文物損毀或者流失的”，給予行政處分，情節嚴重的，依法開除公職或者吊銷其從業資格；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可是他們卻以不能告人的“故宮博物院內部管理規定”（自稱依據故宮博物院《藏品管理規定》第10章“獎勵與懲罰”之第86條，但拒絕公布條款具體內容，稱此為故宮博物院內部管理規定，不便對外），就算打發過去了。
除此不表，從“記大過”、“行政警告”以及“錯字門”與“會所門”之時的“未交院里檢查”、“未向領導請示”等用詞來看，亦可見故宮的官僚化程度何其嚴重。於是，在過度官僚化與無序商業化的兩個極端上，故宮游離於文化越來越遠，離其的公共文化屬性，也漸行漸遠。
而故宮內在的體制性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據《東方早報》刊發知情人士的說法稱，“故宮情況是，一些專家忙著在外面鑒定，不幹正活，而故宮管理上的混亂又導致專業不受重視，那麼還有誰願意潛下心去幹呢？所以，真正搞科研的人流失很嚴重，我聽說去年保衛方面的一個中層幹部因為希望清閑一些，居然搞關係調到了科研部門，而這人對科研其實根本不懂。”另外，從故宮的領導班子的背景看來，從術業專攻與學術修養都差強人意，典型的如新聞發言人馮乃恩自我坦誠“不搞業務我不知道”。可事實上，他還兼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助理、院辦公室主任，如果他真是不搞業務的，卻在如此重要位置，這不就等於所托非人嗎？而且南京博物館方面還證實，被損壞的並非哥窑，而是更具價值的官窑瓷器———這似乎更加說明，他們不是“不搞業務”而是“不懂業務”。
另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故宮博物院北被曝私自拍賣館藏珍貴文物“創收”。儘管故宮方面回應表示“從來沒收藏過網帖中所稱的五件北宋書札”，北京文物局也出面否認，但記者發現，故宮博物院官方主頁，在“院史編年”下設的“歷年文物入藏”中，1998年有“收購宋人書札5件”入藏。此外，在《故宮博物院八十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八十周年之際的獻禮之作，由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親自作序）中有記載：“1997年6月18日，從翰海拍賣公司拍得宋人書札五件”、2004年11月6日北京翰海公司企業新聞《十年春與秋》中也有記載。不過，記者經多方查詢，此五件書札的去向依然不明。還有“損毀遺棄佛像”、“明代法器被毀”、“清宮舊藏木制屏風被浸泡”等多項質疑，一個巨大的黑幕，似乎被掀開了一角。
中國的文化遺產，正是一批批文化人殫精竭慮、恪盡職守、如履薄冰地守護，才能薪火相傳的。作為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和最大的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完全可以算做中國文化的臉面。故宮也傾注了國人的複雜感情，見證了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曲折歷程，特別是近代以來，文物大規模南遷、文物流失海外等等，更是承載著太多國人的辛酸，同時也被賦予了更多的希冀。
如今，我們也沒有要求故宮的管理者都是鴻儒大家，但至少能夠有最名副其實的文化理念，守護好這個文化陣地。但故宮的一系列表現，卻讓國人患上嚴重的文化焦慮症。就損壞文物一事來說，北大教授孔慶東認為，故宮國寶損壞，碎掉中國對待文物的責任心。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也評論說：“兩岸故宮，比出來的不是技術，而是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官僚管理的北京故宮，敬畏的只是上司，而非文物。”
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認為：“儘管文物的市價被越抬越高，形成巨大的財經泡沫，而器物藏販者的文化水準，卻在一路狂跌，而中國文化的地位，從未變得如此搖搖欲墜。中國最大的文物藏家和文化象徵———故宮，近年來多次書寫反面傳奇，展示其文化敗退的嚴重跡象。”“紫禁城的故事向我們證實，作為公共資源的歷史文化遺產，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貶損和荼毒。似乎沒有任何官員為此負責，也沒有推動文化制度矯正的跡象……揭示出文化所面對的真正敵人，其實就是侵吞和壟斷文物的官僚權力。”
故宮這個在人們心中地位高貴的文物托管單位一再而、再而三地出事兒，不得不讓人一次次地感嘆，我們是不是所托非人了？一個原本是文化神聖之處、文化與文明的聚集地，卻散發著熏天銅臭；一個最應該呈現有中國傳統諸如知書達理文化氣質之地，卻屢屢表現得極其沒有文化；一些本該對文化有最高的敬畏之心、有高尚的操守的文化守護者，卻在一次次地辱沒文化；一個本該是中國文化臉面的地方，卻屢屢讓這個國家的文化顔面盡失。北京故宮博物院，在2011年集中地給全世界呈現出了一個國家的文化之殤，敲響了文化領域的深層亂象與危機的警鐘，讓我們不能不深刻反思，一個經濟日益強大的國家，該如何自我捍衛本該無限自豪的文化尊嚴，如何真正地擴大文化影響力、充實自身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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